杨焄:口头与案头之间:不同版本的胡适
来源:原创 发布时间:2017-03-29 作者:

论起现代学者的演讲才能,胡适即便称不上首屈一指,也肯定名列前茅。这得益于他早年在康奈尔大学选修过一门演讲课程,从此开启了“后来有训练的讲演生涯”,并且“历四、五十年而不衰”;作为一种全新的自我表达方式,演讲也影响到他日后的文学观念,因为“公开讲演也是个最好的机会,让一个人去训练他自己的写作”,“这样可使他以写作的方式,对他要表达的题目了解得更清楚”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唐德刚译注《胡适口述自传》第四章《青年期的政治训练》)。

  在留美期间的日记中,胡适曾作过“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”,特别强调“今日所需,乃是一种可读、可听、可歌、可讲、可记的言语。要读书不须口译,演说不须笔译;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,诵之村妪妇孺而皆懂。不如此者,非活的言语也,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,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”(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曹伯言整理《胡适日记全编》,1916年7月6日条),简直将演讲训练视为文学创作的必经之路。这段议论后来又在《逼上梁山——文学革命的开始》(载1934年《东方杂志》第三十一卷第一期)和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第一集导言》(载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《中国新文学大系?建设理论集》)等文章中被他自己不断引述,足见其重要程度,绝不可等闲视之。

  不过话说回来,口头演说毕竟不能贸然与案头撰著等量齐观,随着时间、对象、场合等因素的微妙变化,即便是同一题旨的演讲和文章之间,也很可能出现非常大的差异。

  不同版本的《中学国文的教授》

  1920年3月13日,胡适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国文研究部做过一次题为“中学国文的教授”的演讲,演讲内容经由周蘧——也就是后来以经学史研究著称的周予同——记录整理,当月就刊登在该校主办的《教育丛刊》第二集上。胡适在演讲中对教育部规定的中学国文课程颇多诟病,尤其主张“习字、文字源流、文学史都废去,习字尽可在课外练习,不必空占时间,所以废去,文字源流可以不必教,并且现在用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是很荒谬的,文学史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,也是一样的荒谬,文法要略简直是八股体,所以也应该另编”。

  

  《教育丛刊》本《中学国文的教授》

  这篇记录稿大概并没有经过胡适的审核修订,因为在演讲结束一星期之后,他在日记中又提到“作文‘中学国文’”(曹伯言整理《胡适日记全编》,1920年3月20日条)。而这篇由他本人根据演讲内容亲自改定的文章,同样以“中学国文的教授”为题,发表在当年9月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八卷第一号上,基本主旨虽然和演讲并无龃龉,但很多细节都已经过润饰增删。此后,亚东图书馆在1921年出版《胡适文存》,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在1935年推出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,其中收录的《中学国文的教授》一文,都以《新青年》所刊文本为准。《新青年》当然影响深远,《胡适文存》和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也同样风行一时,以至于后来的读者往往并不知晓,此前居然还另有一份颇存歧异的演讲记录稿。

  比如,上文所引演讲中的那段批评,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时就被修改成:“写字决不是每周一小时的课堂习字能够教得好的,故可删去。现有的《文法要略》、《文字源流》,都是不通文法和不懂文字学的人编的,读了无益,反有害。(孙中山先生曾指出《文法要略》的大错,如谓鹄与猿为本名字,与诸葛亮、王猛同一类!)文学史更不能存在。不先懂得一点文学,就读文学史,记得许多李益、李颀、老杜、小杜的名字,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,有什么用处?”前后稍作比勘,演讲稿和改定稿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。

  

  《新青年》本《中学国文的教授》

  近年来相继有梁心的《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三次讲演——侧重第三次讲演》(载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09年第1期)和瞿骏的《新文化的“到手”与“入心”》(载2016年8月12日《文汇报?文汇学人》),对胡适此次演讲的始末原委做过细致的爬梳和分析,但并不意味着就此题无剩义。比如胡适在演讲中指责的那些教材内容究竟如何?对教材的出版方商务印书馆,胡适为何在演讲时点名道姓,而在修订成文时却又避而不谈?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深究。我们姑且以其中涉及的文学史教材为例,对相关史料略作钩沉研讨。

  保守的王梦曾《中国文学史》

  颁行于1904年的《奏定中学堂章程》中列有“中国文学”科目,其中有一项课程内容要求“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、文风盛衰之要略”。参照同时颁布的《奏定大学堂章程》,其中提到“历代文章流别(日本有《中国文学史》,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)”,可知所谓“中国古今文章流别”云云实际上就是指中国文学史而言。只是国事稠浊,风雨如晦,这些规定并未真正落实。直至1912年颁布《中学校令施行规则》,再次明确规定:“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,渐及于近古文,并文字源流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。”次年发布的《中学校课程标准》也列有“中国文学史”。文学史由此正式列入中学阶段的国文课程,与此相应的教材也应运而生了。

  商务印书馆在1914年8月便瞄准商机,捷足先登出版了民国建立以来第一本专供中学使用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到了11月又推出了与之配套的《中国文学史参考书》,两书的编纂者均为时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教员的王梦曾。这本《中国文学史》不仅在封面上印有“共和国教科书”字样,目录和正文中也都标明“中学校教科书”,处处提醒读者加以注意。版权页上还特意印有教育部的审定批词:“教科书简括得要,参考书印证得宜,于学者、教者皆足资研究,应准审定,作为中学校教科书及教员参考书可也。”更是藉此标榜自己符合规定,切于实用。

  

  王梦曾《中国文学史》版权页

  在《编辑大意》中,王梦曾也宣称:“本书恪遵部定中学章程编纂,以供中学校学生之用。”还特意指出:“本书共二万余言,以全年四十周计,每周约授五百言,足供一年之用。”对课时安排及讲授进度也加以说明,足见考虑极为周详。

  依仗商务印书馆在宣传、流通、销售等环节的高效运作,截至1926年,这本教材就连续印刷达二十版之多。胡适在演讲中所说的“文学史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”,毫无疑问正是针对此书而言。

  不过,稍加翻阅,就会发现此书内容颇为奇特。王梦曾在《编辑大意》中曾交代撰著的经过:“编纂方法以文为主体,史学、小说、诗词、歌曲等为附庸,文字为文章之源,亦著其因革,其他经学、理学等只旁及焉。”尽管以文学作为主要论述对象,同时却又阑入“史学”、“文字”、“经学”、“理学”等内容,与通常的文学观念颇有扞格。这在章节安排上也有所体现,如第一编《孕育时代》包括《六经之递作》和《诸子百家之朋兴》两章,内容更接近哲学史;后面的章节中还有“史家纪传体之成立”、“字体之变更”、“古史学之发明”、“史学之复盛”、“史学家之驰骛”、“史学家之改进”等名目,显然和文字学、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。

  

  王梦曾《中国文学史》目录

  有些章节看似专注于文学,实则内容相当驳杂,如第五十一节《记事文之就衰》有一大段评论:“南宋史学大盛,并多奇创之作。胡宏作《皇王大纪》,罗泌作《路史》,始破除尊经之成例;郑樵作《通志》,又破除断代为史之成例,而《二十略》之作,通括历代政治、学术而著之篇,尤为发前人所未发;至于朱熹因《通鉴》作《纲目》,寓以褒贬;袁枢因《通鉴》作《纪事本末》,便于记览;马贵与因唐杜佑《通典》作《通考》,广厥体例,皆特殊之著作。元以来史学衰,元人所修各史,《宋史》芜杂,《辽》、《金》疏漏。明初修《元史》,尤为粗率云。”其实和文学史并无关联,更适宜放到史学史中。尽管这种庞杂的“文学”观念古已有之,在早期文学史著作中也并不鲜见,但在接受了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胡适眼中,肯定显得大而无当,汗漫无所归依。

  更令胡适产生强烈不满,以至要斥之为“荒谬”的,还有这部文学史所呈现的保守立场。对西方文化的传入,王梦曾抱有强烈的反感和抵触,从全书结语就可见一斑:“自屈、宋开词赋之端,其传且千百年;自韩、柳开古文之端,其传亦千百年;论古文至姚、曾,论骈文至孔、曾,论诗至沈、王,论词至张、周,取径甚正,其兴当未有艾。乃自欧化东来,学者兼骛旁营,心以分而不一,业以杂而不精固有之,文学致有日蹙百里之忧,是亦承学之士矫枉过直故耳。”且不论他将文学传统的衰落归咎于“欧化东来”,与倡导“全盘西化”的胡适早已背道而驰;即便是他如此推崇的韩愈、柳宗元、姚鼐、曾国藩之古文,孔广森、曾燠之骈文,沈德潜、王士禛之诗,张惠言、周济之词等等,也与鼓吹文学革命的胡适格格不入。

  面对真正方兴未艾的白话文,王梦曾当然并不能熟视无睹。正如他在《编辑大意》中所说的那样:“凡文章、诗词、歌曲之源流,悉博考精稽,著之于册。其有一时异制,如唐末皮、陆等之诗,宋世白话之诗词,元世白话之文告,亦刺取其精华列入,以明歧趋,并以博读者之趣。”尽管兼顾白话的发展递嬗,却将其视为“歧趋”。在具体评论中也时常流露鄙夷之情,如称:“自宋人为词,间用俚语。金元以塞外蛮族入据中原,不谙文理,词人更曲意迁就,雅俗杂陈,而曲作矣。”(第五十六节《曲之兴盛》)如此轻慢不屑,自然和坚决捍卫白话文学的胡适势同水火。早在1917年发表的《历史的文学观念论》(载《新青年》第三卷第三号)中,胡适就大声疾呼:“夫白话之文学,不足以取富贵,不足以邀声誉,不列于文学之正宗,而卒不能废绝者,岂无故耶?岂不以此为吾国文学趋势自然如此,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?愚以深信此理,故又以为今日之文学,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。”日后更有《国语文学史》(北平文化学社1927年版)、《白话文学史》(新月书店1928年版)等完全围绕白话展开论述的文学史著。因而在演讲过程中,一向温柔敦厚的胡适竟然痛斥此书,实属事出有因,情有可原。

  复杂隐微的内心世界

  至于胡适在演讲时并不讳言出版这些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,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改定稿时却又刻意回避,则当从两者的受众、场合等环节入手进行分析。演讲的地点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国文研究部,面对的听众应该主要是该校师生。胡适所批评的正是他们在课堂上或研究室中使用、研究的教材,因而根本不必遮遮掩掩,直陈其事反倒会引起听众的共鸣或商讨,形成很好的现场效果。在改定稿的最后,胡适曾提及“我演说之后,有许多人议论我的主张”,正说明演讲效果颇佳。

  作为这次演讲的记录者,周予同后来撰有《中国现代教育史》(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),在第六章《中等教育》中介绍说:“各学科教授的内容,由教育最高行政机关制定教授要旨及学程标准,任各校教师按照标准选择教材。但实际上,如国文一科,教材选择的混乱,与教授方法的无标准,几令人无法形容。”他对“私人遵照政府所定标准而编纂的教科书”尤为不满,虽然这些教科书“都须呈教育部审查,审定以后,许各校自由采用”,“但实际上,私人编纂中学教科书呈部审查的很少而仍成为书贾一种营业的竞争”,其矛头所指,首当其冲的便是商务印书馆。

  

  《中国现代教育史》(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)

  周予同的意见虽然未必受到胡适的影响,但至少证明有同样观感的不乏其人。此外,即便考虑到胡适在当时的巨大号召力,可受场地条件所限,能到现场亲聆的听众人数恐怕并不会太多。他在演讲过程中兴之所至地提及商务印书馆,应该不会广泛扩散,导致严重后果。而率先刊载演讲稿的《教育丛刊》属于高校主办的同仁刊物,发行量极为有限,同样不用顾虑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。

  然而当胡适依据演讲内容修改文稿,并决定交由《新青年》正式发表时,需要考虑的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了。从1920年1月起,《新青年》便改在上海编辑出版,而商务印书馆总馆也设于上海。以《新青年》的影响力而言,其受众数量之庞大,即便是演讲现场的听众再加上《教育丛刊》的读者,恐怕也要望尘莫及。——没过多久,《浙江教育学刊》第九期就全文转载了《新青年》上的这篇文章,足以说明其产生的巨大滚动效应。

  如果说此前在北京演讲时的批评还仅是“隔空喊话”,未必能真正损害到商务的形象;那么在《新青年》上刊发文章时,如果依然指名道姓,则近乎“上门叫板”,势必会影响到商务的声誉和业务,既而激起双方的不快甚至纷争。

  事实上,胡适和商务的合作交流一直非常愉快。他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(卷上)》就是由商务在1919年2月出版的,两个月不到又再版发行,为他在学术界赢得了极大的声誉。到了1920年6月,他又被商务礼聘为世界丛书委员(参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胡颂平编著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)。数月之后,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还专程赴京,力劝胡适辞去北大教职,转至上海主持商务的编译工作。尽管他并未接受邀请,可仍在次年7月赴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,不仅提出许多具体建议,还大力举荐王云五出任编译所负责人。

  凡此种种,都可见胡适在此期间和商务印书馆接触之频繁及关系之融洽。在小范围的演讲中批评几句问题还不算严重,在《新青年》上撰文如果还那么直言不讳,不免有点逞一时口舌之快,最终只会得不偿失。处事历来小心谨慎的胡适,自然会就此反复斟酌衡量,审时度势地删改讲稿,也正在情理之中。

  终其一生,胡适有不少文章都是由演讲脱胎而来。从他的立场来说,希望读者看到的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、再三推敲之后的最终改定稿,而非未经自己审核润饰的现场记录稿。但就读者而言,倘若能同时参酌比较前后不同的版本,则不但能了解这些文章究竟是怎样“层累地造成”的,还能够藉此探察到他复杂隐微的内心世界。

来自 上海书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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